4006770986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5年度微博平台辟谣专项报告，披露了一组统计数据：全年涉灾害事故类辟谣热搜话题累计达322个，谣言传播活跃度峰值集中在6至9月，与我国主汛期及台风影响期呈现高度重合。
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仅微博单一平台，日均就有近1起涉灾事故类谣言达到热搜量级并需官方介入处置。若叠加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全平台传播链路，涉灾安全谣言的实际传播规模、覆盖范围与影响深度将呈几何级数扩大。
而这仅仅是“已经辟谣”的部分。大量未进入官方监测视野、未得到有效澄清，以及虽经辟谣但仍在次级传播节点持续扩散的隐性虚假信息，共同构成了涉灾谣言治理中难以精准量化的灰色地带。
从舆情演化规律来看，各类突发灾害事故的处置进程始终与舆情次生灾害相伴相生。灾害发生的同时，涉灾谣言的生成与传播链条便已同步启动，形成与现场救援并行的“第二战场”。无论是爆炸、火灾、地震还是洪涝灾害，谣言已成为各类突发事件的标准伴生现象。这一特征表明，涉灾谣言治理已不再是偶发的应急处理环节，而是须要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全局的常态化核心任务。
一、独立分类治理的必要性
传统的舆情工作框架里，谣言通常被当作突发事件舆情的附属品来对待：出了事，顺便监测一下有没有谣言；有谣言，顺便辟谣。但近年来安全谣言呈现出的几个新特征，已经让这种“顺便处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求。
1、数量级跃升
322个辟谣热搜话题的背后，是灾害事故类谣言从“偶发”向“频发”的根本性转变。每一起突发事件都会催生数量不等的谣言变体，而这些变体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往往不亚于真实信息本身。部分重大灾害事件中，谣言的传播峰值甚至会早于官方信息的发布时间，形成“谣言先行、真相滞后”的被动局面。
2、生产门槛断崖式降低
过去编造一则有传播力的谣言，至少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字编排能力或基础的图片修改技能。如今，一个会操作智能手机的普通网民，打开AI工具输入几行指令，就能生成一段画面逼真、细节完整的灾害视频。2025年的辟谣报告专门指出，AI技术滥用导致虚假灾情信息的辨识难度显著增加，也给官方辟谣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3、危害维度扩展
安全谣言与娱乐圈八卦、社会传闻类谣言有着本质区别：后者至多引发公众反感或讨论，前者则可能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则编造的化工厂爆炸信息可能引发周边居民盲目撤离造成踩踏事故，一条伪造的地震预警可能导致全城恐慌性疏散，一条虚假的食品安全谣言可能摧毁一个地方的支柱产业。这些谣言不只是“不真实”，而是直接威胁公共安全本身。
正因如此，把安全谣言从一般性舆情监测中独立出来，建立专门的识别标准、监测手段和处置流程，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工作优化，而是应急舆情管理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二、安全谣言的具体形态
从以往谣言传播情况来看，灾害事故谣言大致有以下五类：时空要素篡改类、核心事实虚构类、AI技术滥用类、集体记忆消费类、流量摆拍引流类。
1、篡改要素类
核心手法是“旧酒装新瓶”：把过去发生的灾难影像拿出来，替换时间、地点标签重新发布，制造“此时此刻此地正在发生灾难”的错觉。2018年广州火车站被淹的旧视频，被包装成2025年台风灾害的实况画面在多个平台广泛传播。这类谣言的辨识难度在于，画面本身是真实的，只是时间和地点被挪用了。大多数用户看到被淹的街道和被困车辆，第一反应是震惊和转发，很少会去核实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张冠李戴”也属于这一范畴。有的造谣者会将外地的灾害视频配以本地的地名发布，让接收者产生“灾难就在身边”的强烈紧张感。这种手法充分利用了人们在面对灾难信息时“先恐慌、后核实”的心理惯性：而“先恐慌”的那几秒钟，往往就决定了转发键会不会被按下。
2、内容虚构类
这是最“传统”的一类谣言，但危害丝毫不减。造谣者编造具体的伤亡数字、描述事故现场的血腥细节、虚构善后赔偿方案。这类谣言的传播策略有一个共同特征：精准填补官方信息暂时缺位的空白。
四川资中县一起沼气爆燃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580万天价赔偿”的详细描述：有具体金额、有赔偿场景、有“内部消息”的信息来源，细节之丰富令人几乎无从质疑。2026年5月7日，重庆璧山区一厂房发生火灾，明火扑灭后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很快有人在网络上发布“死了6个人”的虚假信息。经核实，火灾中有6名群众因身体不适被送医，其中1人轻微扭伤留院观察，其余5人检查无碍后自行出院。真实的“6人送医”被替换成了“6人死亡”：一个关键信息的置换，让一则普通的事故通报瞬间变成了一场公众恐慌事件。
官方通报需要时间：确认伤亡需要逐户摸排、核实信息需要多方比对、发布内容需要层级审批。而公众对信息的渴求是即时的。这个客观存在的时间差里，“虚构内容”会自动填充进来，而且越是细节丰富、越是带有戏剧性的描述，越容易获得转发。
3、技术滥用类
这是近几年增长最快、也最让舆情部门感到棘手的一类。AI生成虚假图片和视频的能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2025年，西藏日喀则地震后，一张AI合成的“被压在废墟下的小男孩”图片广泛传播，成为同一事件中关联热搜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虚假信息。
进入2026年，AI造谣的案例进一步增加，且呈现出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造谣者使用AI的目的正在从“单纯博取关注”向“系统性炮制虚假灾情”升级。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3起典型案例中，一起发生在江西上栗的案例颇具代表性。网民阮某某利用AI工具生成了关于“上栗县2026年2月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死2伤”的虚假图文内容，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引发当地居民恐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另一个案例中，网民刘某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AI生成的“2026年2月3日肥东高铁相撞”虚假视频，目的仅仅是“博取平台流量”。更有甚者，两名网民利用AI拼接合成技术，在短短三个月内制作并发布了总数达580余条的“洪水致城市淹没”“台风海啸摧毁房屋”等虚假自然灾害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千万次。
当虚假画面的精细程度已经超过人眼能够快速分辨的阈值，仅靠人工浏览来识别谣言的传统方式正在走向失效。
4、消费灾难类
与前几类不同，这类谣言的“原材料”往往有一定的真实依据，但造谣者对事实做刻意的夸大或歪曲，目的就是唤起公众对历史灾难的痛苦记忆，从而制造新的恐慌。重庆缙云山在进行疫木焚烧处理时，被人冠以“森林火灾复发”的标题传播。2022年缙云山那场大火在很多市民记忆中还非常清晰，疫木焚烧的烟雾一旦被贴上“缙云山又烧起来了”的标签，立刻触发了集体的创伤记忆，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
类似的，有造谣者将洪涝灾害成因归结为“180年周期白元年”“地球引力场磁场紊乱”等子虚乌有的天象理论。这类说法虽然看似荒诞不经，但在灾害发生后的恐慌氛围中，仍然能找到相当数量的传播者和信众。
5、摆拍引流类
与前四类不同的是，这类谣言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关心灾害本身是什么，灾害只是一个“蹭流量”的场景。有人在灾害现场摆拍虚假的救援场景、伪造受灾画面，甚至自导自演虚假的救灾捐赠。他们的目标不是传播某个特定信息，而是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内容来获取平台的流量分成和粉丝关注。然而在灾害发生的敏感时刻，这类内容挤占了真实信息的传播空间，同样可能误导公众对灾情严重程度的判断，干扰正常的救援秩序。
三、谣言的底层逻辑
谣言的手法各不相同，但驱动它们传播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利用灾难引发的社会情绪，在信息真空的时间窗口里快速完成从制造到扩散的全过程。
所谓“信息真空”，指的并不是完全没有信息，而是公众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对权威信息的需求极度膨胀，而官方渠道由于摸排、核实、审批等必要的程序，客观上存在一个无法完全消除的“信息时滞”。造谣者瞄准的正是这个时滞：事故发生后1到3小时内，现场情况还在摸排中，伤亡数字需要逐层核对，事故原因更有待深入调查，而在此时段内，社交媒体上关于灾害的讨论量已经呈指数级上升。
这个时间窗口，就是谣言的“萌发期”。这一阶段的谣言，往往以微信截图和短视频为主，信息高度碎片化，真假难辨。如果有人在这个阶段发布了一条“某地化工厂爆炸，已有数十人伤亡”的虚假信息，即便官方的正式通报已经在一两小时后发布，那条假消息的截图可能已经传遍了本地人的朋友圈：而且，这些接收者未必都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官方的辟谣。
官方通报发布前后，谣言进入第二个阶段：变异期。这个阶段，原有的“编造伤亡人数”类谣言可能开始向“官方隐瞒真相”“实际伤亡比公布的多得多”的方向变异。造谣者利用公众对官方信息可能存在“保留”的心理预期，将谣言的矛头从事件本身转向对官方公信力的攻击。
等到问责结果公布前后，谣言又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反复期。此前已经辟过的旧谣言，可能换个标题、换个地名重新出现。因为此时公众的关注焦点再次回到事件上，而问责结果引发的讨论本身就是一波新的流量高峰。
四、应急管理部门在做什么
面对安全谣言的常态化挑战，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近年来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推进。
在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的是联动辟谣机制的体系化。中央网信办召开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第三次全体会议部署了2026年重点工作，明确要求“坚持强基固本，全面深化机制建设；构建工作闭环，着力提升辟谣实效；迎接技术挑战，一体推进管治融合”。张家口市地震局在部署两会期间的地震安全保障工作时，专门提到“严格按照《地震谣言舆情监测处置指南》，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防范谣言传播”，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这些制度安排表明，谣言监测和处置正在被纳入应急管理日常工作体系，而非停留在“有则处理、无则不理”的被动状态。
在实战层面，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也在不断积累经验。海南省气象局则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跨部门协同机制：建立非法气象信息关键词库实现精准监测，发现谣言后第一时间主动向省委网信办上报，通过新闻发布会、组织首席专家解读、联合直播等方式权威发声，“实现了从监测预警、权威辟谣、执法查处、舆论引导到普法教育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的舆情监测采购公告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公告中明确的服务内容之一，就是“及时发现并澄清谣言，提升舆情引导力”。值得注意的是，广州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专业机构，说明在地方应急管理部门眼中，谣言监测的技术含量和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安排一个人每天刷微博”的范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则进一步构建了“智能巡查+人工复核+快速处置”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可精准识别AI生成虚假信息。
应急管理系统的外部环境也并非总是风平浪静。2026年初，广西就出现了不法分子冒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名义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案例，这种行为严重误导公众，从侧面说明应急管理部门的公信力本身也是被觊觎的资源。
五、舆情工作中的实操建议
1、建立以事件触发为核心的谣言监测机制
不同于一般舆情监测需要话题跟踪和趋势分析，安全谣言的监测必须紧贴突发事件的时间线。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启动专项监测，重点盯防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方向的内容异动，而不是等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再回头检索。
2、针对五类谣言分别制定辨识要点和处理策略
时空要素篡改类谣言，重点核实画面的原始拍摄时间和地点；核心事实虚构类谣言，重点比对伤亡数字等关键信息的官方口径；AI技术滥用类谣言，需要借助专业的AI识别工具辅助甄别；集体记忆消费类谣言，需要结合历史灾情的准确记录进行辨伪；流量摆拍引流类，则重点关注内容发布者的账号历史和行为模式。
3、在时间维度上做预判和预案
事故发生后1至3小时盯“萌发”、官方通报前后盯“变异”、问责结果公布前后盯“反复”：每个阶段的谣言类型、传播渠道和受众心理各有不同，处理策略也应有区别。建议在日常工作中将这套“三段式”监测节奏固化为标准操作流程，确保舆情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对应预案。
4、日常做好“科普预防”
必须把科普预防作为涉灾谣言治理的前置性、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多地应急管理部门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常态化、分场景、接地气的灾害科普工作越扎实，公众的科学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就越强，谣言滋生传播的土壤就越贫瘠。但科普工作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现实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公众认知落差问题。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的群体对灾害知识的接受程度差异显著，很多人对专业预警信息存在误读，甚至会把科普提醒误认为是灾害预警，反而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广东省地震局2026年5月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普公益短信，结果不少收到短信的网友“有点懵”，有人甚至以为要发生地震了，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这件事提醒我们，科普与预警机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公众真正读懂这些信息还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普及过程。推出新的预警或科普措施之前，提前预判可能的舆论反应、做好沟通预案，或许比事后解释更划算。
5、在技术对抗层面做好长期准备
AI技术还在快速迭代，造假能力和识别能力之间的攻防战不会在短期内决出胜负。一方面要引入必要的技术工具辅助甄别AI生成内容，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技术使用的审慎：技术手段是辅助，信息溯源和多方交叉验证才是根本。
六、结语
安全谣言不会消失，只要灾害事故还在发生，信息时滞还客观存在，社会情绪还在涌动，谣言的生产线就不会停止运转。安全谣言已经不是应急管理工作中“顺便处理”的边缘议题，而是一个需要用独立模块、专门工具和系统预案来处理的常态化风险。从单次处理时间中省下十分钟，对于处在谣言扩散窗口期的舆情工作来说，可能都意味着一个从“被动辟谣”到“主动截谣”的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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