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6770986网络标签：杭州女子失踪案；杭州杀妻案；来某某；许某某；侦破过程；预谋性故意杀人；化粪池；媒体报道；网络探案；网络舆论
（图源来自@杭州公安）
事件简介：2020年7月5日，杭州三堡北苑小区一名女子来某某神秘失踪。经过警方数日的搜寻侦破，7月23日，杭州公安发布通报：杭州女子离奇失踪案侦办取得重大突破，失踪女子已遇害，其丈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江干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3日10时，许某某初步交代，其因家庭生活矛盾对妻子来某某产生不满，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惠利熟睡之际，将其杀害并分尸扔至化粪池内。目前许某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研究概述：杭州女子失踪案自进入网络视野后便呈现出全民关注的传播趋势，整个事件的网络传播不管在传播数量的量级上还是在传播媒介的呈现上，乃至在网络舆论的生成表达上都表现强大而复杂的舆情态势。因此本文依托于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基于舆情分析的目的对该事件在网络上的舆情趋势演化周期、传播主体对舆情发展所起的正负向作用、全网探案下网络舆情的戏剧性转向、网络舆论的抨击性指向与对抗等方面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进而对于这类事件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出来的传播新特点、舆情新表现进行总结归纳。在对各类传播失范行为的反思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以期为这类事件的传播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一、杭州女子失踪案网络舆情传播态势分析
杭州女子失踪案发生于7月5日，但是进入公众视野差不多始于7月16日。从7月16日起该事件开始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在7月21日之前，该事件的网络传播热度趋势大体上呈现出前期相对平稳但热度较低的态势；7月22日起，传播热度趋势则呈现出起伏明显且热度高涨的态势。总体来看，舆情传播周期相对较长。从事件发展在网络上传播的基本情况来看，该事件的舆情传播周期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舆情初始阶段、舆情爆发阶段、舆情回落阶段。每个舆情阶段凸显一定的信息传播特点。
1、舆情起始阶段（7月16日——7月21日）：悬疑离奇下的全民探案
该事件最初是以杭州一女子睡觉时离奇失踪这一信息标题进入公众视野的，可以说这一信息标题成功的契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从源头上抓住了公众的好奇心。随后关于杭州女子午夜消失监控全无的信息更使该事件笼罩的悬疑离奇色彩更加浓郁。也正是浓厚的离奇色彩，在引发网民好奇心的同时也驱使网民对失踪女子去向的可能性想象，并掀起了一场全民探案的网络风潮。随着各大网络平台上该女子离奇消失的信息密度不断加强，网民探案的欲望也不断强化。从网民探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网民基于自身的专业优势、兴趣领域、过往案例借鉴以及细节搜集等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整个探案过程伴随着一定的理性分析，这些探案的猜测结果打开了网民的脑洞，引发了网民的参与性互动，也加剧了该事件的悬疑效果；其二是有些网民盲目武断对该女子的去向猜测，语气中饱含肯定性，比如就是女子通奸、逃跑等肯定性结果指向。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戏谑性猜测，比如穿越了、被外星人带走了等。离奇案件下的全民探案，一方面维持了该事件的传播热度，另一方面在加剧悬疑色彩下强化了公众对于事件真相的期待。
舆情起始阶段除了立足于基本事实下的全民探案，还有“杭州失踪女子小区现网红直播”、“杭州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女子失踪案件”等与该事件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加强了该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热度。
2、舆情爆发阶段（7月22日——7月25日）：真相浮出时的曲折与唏嘘
7月22日，关于杭州女子失踪案件后续消息开始在网络上传播，“杭州小区内现多辆吸粪车”、“警方排查小区下水道化粪池”等新闻信息在事件真相浮出水面之前起到了很好的预热效果。7月23日上午，杭州失踪女子案件后续消息传播热度加强，先有媒体报道称“杭州失踪女子尸体在小区化粪池内找到”，接着媒体又报道了杭州警方对这一信息的辟谣；后有媒体发布了杭州警方通报称“失踪女子丈夫许某某有重大嫌疑并已被警方控制”，接着媒体又报道了杭州警方对这一信息的辟谣，整个过程带有强烈的媒体抢发新闻但随即辟谣打脸的节奏。不断变脸的信息传播呈现极具戏剧化效果，导致网民出现过山车的感觉。直到7月23日晚间，杭州公安在官微上发布通报称失踪女子已遇害，其丈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现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至此该事件的调查真相落定。由此可以看出，该事件在真相浮出水面时信息传播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也强有力的带动了该事件的舆情传播热度。
7月25日，杭州警方对于该事件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公布了该事件的侦破过程、犯罪嫌疑人作案的部分细节、以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相关画面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经过各大媒体的强势聚焦和积极报道，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动机、细节等被广泛传播，真相面前的大众舆论尽显唏嘘之态。
3、舆情回落阶段（7月26日——7月28日）：后续问题的追问及衍生话题的争论
当事件真相水落石出，舆情热度呈现消退之势，但是舆情热度依旧没有平息。更多的后续消息不断出现，如“杭州失踪女子小区居民自发献花祭奠”、“失踪女子小女儿的抚养问题”、“杭州杀妻嫌犯前妻闺蜜之女死亡旧案提请警方调查”、“类似失踪案件杀父杀妻案件涌现”、“失踪遇害女子及嫌疑犯的亲属采访信息”等消息，维持了该事件的舆情热度。另外，除了对后续问题的追问之外，该事件产生的衍生话题也不断被热议，其中夫妻关系、择偶问题、婚姻信任危机等话题的热度被带起来，并产生了很强的互动和争议。
二、杭州女子失踪案媒体报道分析
杭州女子失踪案下媒体报道表现出强大的积极性，据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鹰击早发现显示，该案件传播报道的重点传播主体绝大部分为专业性新闻媒体。不管是从传播主体传播活跃度还是从传播主体传播影响力上看，专业性新闻媒体可谓是发挥了绝对的主导性作用。媒体强势聚焦下产生的传播效果却又陷入了正负向作用相生相伴的巨大漩涡。一方面媒体抢新闻下信息误传产生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媒体积极辟谣也为信息纠正打开了通道，并依旧具有一定的辟谣影响力；一方面媒体多角度报道事件信息利于公众更全面的了解事件全貌，另一方面媒体过分突出细节暗示公众却又造成对事件的过度消费；一方面媒体带节奏现象突出，另一方面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仍旧不容小觑。这种种问题不仅暴露出媒体在报道相关重大事件时对于度的把握与规范亟待提高；而且也暴露出专业媒体这一范畴内的管理和区分也需要强化，避免个别或者某些媒体的失范操作而造成对专业媒体这一整体的污名化。
值得突出的是，媒体在杭州女子失踪案的报道中丑态操作更为频繁，具体表现为：
1、媒体越权报道下谣言事故
杭州女子失踪案的网络传播中，除了事件本身的悬疑色彩以及恐怖真相之外，媒体越权报道下的谣言事故也是这一事件传播中比较惹人关注的地方。7月23日上午各大有影响力的媒体对于事件真相抢先报道随即被警方辟谣打脸的反复行为，加剧了该事件中谣言信息的泛滥。7月23日晚上杭州警方发布相关通报，通报内容显示失踪女子遇害，其丈夫有重大作案嫌疑且已经被强制控制。从通报内容上看，与7月23日上午媒体抢先报道的内容大体一致。但是为何媒体先前的报道却被称之为谣言？这反映出对于涉及刑事案件的信息，媒体通过非警方官方信源将调查结果的关键信息抢先报道，实际上是一种越权行为。这次各大媒体包括官方媒体越权抢先报道下的谣言事故，也是当下媒体职业道德规范的严重失守。即便后来抢先报道事件真相的媒体出来自证清白，但是从新闻职业规范的要求来看，他们违背却是媒体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一种机构应该遵守的基础性原则要求。
2、媒体炒旧线索博关注度
由于该事件从失踪被关注到事件真相水落石出，整个传播周期相对较长，再加上网络环境中的信息超载。即便杭州女子失踪案开始比较离奇，但是较长的调查时间里，在这期间网民的关注度相对是较低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媒体出现了频繁炒旧线索博取网络关注的行为。这些就相关被冠以“杭州女子失踪案后续”、“杭州女子失踪案新进展”、“杭州女子失踪案再现蹊跷点”等引导性标题，但是实际上内容多为之前旧有线索的再现。媒体在事件真相没有出现之前，依靠各种旧闻炮制出不同标题内容的新闻信息，博取网络关注热度。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借旧闻炒新闻行为扰乱了该事件的信息传播环境，在破坏受众阅读期待的基础上加剧受众对媒体的失望度。
3、真假未辨网传碎片信息成为媒体素材来源
杭州女子失踪案中，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网传小道消息，比如对犯罪嫌疑人起底中，许某某之前为侦察兵、在小区物业工作、许某某给自己儿子要婚房等内容在网络上不断传播，媒体在报道中通常以标注网传信息的做法，将这些未经核实的网传信息传播出去。媒体这些有选择性的将网传信息突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些网传信息的传播广度，同时也给受众以网传信息可靠性的错觉。当这些网传的各种真假未辨的信息成为媒体选择性新闻报道的下脚料时，这件事情谣言滋生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扩展。社交媒体下谣言乱传，部分专业媒体再有选择性的加以迎合，进一步助推了该事件在各大传播主体营造下的戏剧性效果。
三、杭州女子失踪案网络舆论呈现
该事件的进展时长、传播周期、信息繁杂以及涉及到多种角色定位的相关主体，因此该事件整体呈现的网络舆论既多元又复杂。但是从网络情绪表现来看，还是以负面性网络情绪为主导。据下图所示，不管是从事件整体性的情绪分布来看，还是从事件发展的时间维度上来看，网络情绪分布中负面情绪都很高。
尽管该事件中网民负面情绪很高，但是负面情绪的具体指向为多方面的。通过负面情绪的外在表达即网络舆论的呈现来看，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1、舆论想象——案件结果的可能性猜想合集
该事件在真相未出之前，全面探案成为重要的网络信息内容，因此舆论呈现出对失踪女子去向的可能性猜想合集。其中从舆论猜想结果的具体表现来看，对于该失踪女子已经遇害的猜想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而对于女子遇害的凶手的猜想来看，对于其丈夫具有作案嫌疑的猜测结果占比较高。对于大多数的舆论想象，网民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网络上各种相关的信息和细节，而这些信息并非完全真实，在当时真假未辨作为探案依据，也导致舆论呈现出来的猜测结果产生的路径大为不同。从探案想象的舆论演化来看，探案内容的严肃性带有消解的趋势，部分网民随意的意见表达使其带有消费舆论的色彩。
2、舆论恐惧与愤怒——杀妻作恶下的淡定表现及狠毒行为
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一直到真相的出现，其舆论环境都弥漫着恐惧的色彩。先是从悬疑性消失、真相的扑朔迷离，再到真相出现，失踪女子被丈夫有预谋性故意杀害并分尸处理到化粪池。这种反常态的作案过程、以及异于常人的凶手冷静态度，都不免让公众感觉到毛骨悚然。当事件结果落定，杀妻狠毒行为又激起了强烈的舆论抨击，各种恶魔、该死、死刑等愤怒声音充斥于网络空间。从恐惧到愤怒，将该事件本身所带来的网络负面舆论推向高潮。另外，从舆论聚焦来看，针对于杀妻作恶下的淡定表现以及狠毒行为，也是整个事件中舆论最大的聚焦之处。
3、舆论对抗——大V与键盘侠对于警方作为的对立态度
除了针对于该事件本身当事人的舆论表达之外，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键盘侠对于杭州警方办案工作的抨击，这些抨击大多抹杀警方辛苦办案的随意指责与谩骂。对于这些键盘侠的言论表达，部分网络大V发挥了强大的意见领袖作用，对键盘侠恶意诋毁杭州警方不作为、办案速度慢的言行，全程在线有理有据的怒怼。例如，@江宁婆婆 、@法医秦明 等警界大V对警方全力投入调查正名，还对警方办案相关知识进行科普。除了对警方办案投入度的好评之外，还呼吁受众能够不要轻信各种小道消息、不要给警方工作添负担、给警方办案给一定的尊重空间。这些网络大V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较强的正向作用。
4、舆论反噬——媒体失范操作下的公信力坍塌
除了聚焦于杭州警方的这一主体的网络舆论之外，另外一个舆论聚焦主体就新闻媒体。由于在该事件中，媒体报道出现了极为重大的失范事故，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严肃性关键信息的传播屡次反转，而所有的反转的背后，专业性新闻媒体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媒体导致的传播事故一时间也遭到了强烈的舆论反噬，“媒体可不信”、“媒体逗你玩”、“媒体带你坐过山车”……之类的言论十分普遍。媒体失范操作下的公信力坍塌也变成了当下对媒体态度的网民共识。在该事件中媒体遭到舆论反噬力度是极其强大的，这也是对之前媒体种种失范行为不信任感的加剧和强化。
5、舆论争议——将个案悲剧上升到对整体婚姻质疑规劝的适用性
由于该事件是由杀妻行为导致，加之之前发生过的泰国骗保杀妻案、南京杀妻案等这类在夫妻之间引发的恶劣事件。除此之外近日网络上又出现了四川资阳又现杀妻案。这些杀妻案件的发生，也将网络讨论的焦点引向了择偶标准、婚姻关系。而且这部分讨论网民参与度还相对较高。从舆论表现来看，“日常恐婚加剧”、“你永远不知道躺在你身边的是人还是恶魔”、“婚姻关系细思极恐”、“杭州女子失踪案解开婚姻的真相”等言论不少。另外还有不少网络大号针对这类事件发布了涉及婚姻关系的文章，内容各异，比如“杀妻案下，多少婚姻在假装幸福？”、“杭州女子失踪案，每天都有100多位妻子消失”、“杭州杀妻案真相告诉你扶贫式婚姻会要你的命”……这些内容都得到网络高阅读量和互动数。但是对两性婚姻表现出失望色彩的网络舆论下，也有一部分网民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将个案或少数性悲剧事件引申到对整体婚姻的质疑和规劝是否能够逻辑自洽，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6、舆论戏谑——贴标签式的恶意玩梗
在该事件的网络传播信息接近尾声之时，网络上又出现了基于该事件背景下的贴标签式恶意玩梗现象。其中“化粪池警告”、“两吨水警告”、“绞肉机警告”“感谢丈夫不杀之恩”等玩梗标签在社交平台中不断流传，成为网络中恶意戏谑的社交手段。对于这种现象，媒体包括不少网民对此提出强烈的抨击。恶性悲剧事件被无下限“梗化”、“段子化”，全然忽视该事件的悲凉底色、他人的痛苦以及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网络对悲剧事件的消遣，媒体的齐力抨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带动了对恶意玩梗的谴责。
四、杭州女子失踪案舆情总结反思
在这样一起众所瞩目的公共事件中，相较于警方公布失踪女子来某某丈夫许某某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网络舆论更沉浸在先前对于真相猜测的狂欢，严肃的新闻事件被娱乐化；相较于对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的强烈谴责，网络舆论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偏离焦点议题的争议和戏谑，忽视了案件背后的个体悲剧性。而之所以导致这种局面的产生，既跟部分媒体缺乏新闻专业主义消解权威性、自媒体围观之下抢流量行为息息相关，也受到短时间内各种碎片化信息集中涌现造成多元舆论格局的影响。基于此，我们从媒体新闻专业主义、自媒体传播失范以及网民众声喧哗的舆论景观入手，对杭州女子失踪案的网络舆情呈现作出相应的总结性反思。
1、主流媒体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打破多重信息迷雾
在信息碎片与事实赛跑的时代，大多数热点舆情事件发生时，媒体作为信息和公众的中间桥梁，关于事实本身的陈述和评价稍有差池就会立刻成为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杭州女子失踪案中我们看到，部分主流媒体通过越权报道、炒旧线索、引用未经核实的信息等操作陷入了“新闻专业主义缺位”的漩涡。究竟是这一届媒体报道不行？还是信息迷雾过于浓厚？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核查者的媒体应如何通过降低信息熵来维持有序的信息世界、实现舆论自净？
杭州女子失踪案不论是全民探案还是全民狂欢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息的不对称，即网民对于真相的需求与现实条件下媒体有限的信息披露相悖存在，此即信息迷雾之一；媒体操作失误形成了“反转再反转”的现象，引爆多个平台热搜的假新闻“失踪女子在化粪池找到”被警方辟谣，紧接着一些主流媒体迅速删除报道并未作出任何解释回应，之后警方再次确认失踪女子已遇害，可谓一波三折，此即信息迷雾之二；杭州女子失踪确认作案者系丈夫之后，媒体蜂拥而上对同类事件集中报道，其中一起6年前“芜湖失踪女子案”丈夫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颇受关注，“杭州许某某最终会判死刑吗”成为信息迷雾之三。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从来不是单一的，但主流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帮助公众厘清事实、作出是非判断。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主流媒体在面对真实还是速度的取舍时，理应尽量去选择确定性的信息，切实提升被公众所信赖的能力。
2、建构自媒体传播伦理规范，探寻有效治理路径
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悲剧性事件报道，自媒体的传播伦理问题都是舆论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对于自媒体所诟病的地方都是一味地“抢先抢快”“煽动情绪”赚眼球、追求流量，而具体到杭州女子失踪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此前自媒体的操作有所不同——深入现场与专业媒体争夺话语权。来某某失踪一事被当地媒体报道之后，立刻就有很多网红到来女士所在的小区拍摄视频和直播，这些自媒体所采集的信息内容对不明所以的网民来说满足了窥探隐私的心理，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此外，自媒体主动参与到杭州女子失踪案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包括警方通报之前的种种猎奇性猜测、甚至奇门遁甲的测算，警方通报之后“事前诸葛亮”的自嗨、恶意编造作恶细节和离奇故事等等，无底线地消费个体悲剧。
由此可见，自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集信息发布者、内容评论者以及分享扩散者等为一体的新形态，建构起传播伦理规范、探寻有效治理路径尤为重要。一是自媒体平台履行义务，加强对虚假、低俗、谣言信息的防范与甄别，防微杜渐于传播源头；二是要增强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和对基本道德规范的认同性，并将其转化为实践当中自身的道德自律，增强悲剧共情力；三是提升媒介素养，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应当从意识和理念层面起到对普通网民的有力引导作用，防止价值涣散。
3、警惕网络群体极化、戏谑文化和话语暴力
对于杭州女子失踪案，我们不禁思考地区性舆情为何能够演化成一起线上线下全国全民共同关注的重大热点事件。其实，以往引爆全网舆情热点的几乎都是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要素，例如“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情绪贯穿了杭州女子失踪案的始终，从许某某接受采访时淡定态度的质疑到猎奇渲染下的全民探案再到真相水落石出的悲愤等等，这个过程中，每一次情绪的宣泄总是充满着喧嚣混杂的声音。
杭州女子失踪案缘于家庭矛盾，进一步说是夫妻矛盾，这恰恰切合了网络上一直以来关于性别争议的热点话题，使得这一事件中原本就存在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更为突出。在“杀妻”这一确定性事实不断强化传播下，公众自身情绪所获得的代入感不断被放大而个人理性逐渐迷失，基于案件本身的“化粪池、两吨水警告”和由此延伸的“日常恐婚小技巧”聚集着大量的狂欢者，走向戏谑化和话语暴力。而这一次反击之声并没有沉默，伴随着描述作案细节词汇的高频度滥用，不要拿悲剧开玩笑、人血馒头别碰、年度第一烂梗等取得了舆论共识，起到了及时纠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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